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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坤新:探寻民族风俗习惯中的真善美
发布:2015-11-7 10:22:35  来源:中国民族报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14-10/10/content_101721.htm  浏览:297次 【

熊坤新(左)在调研中与少数民族同胞在一起

1976年,北京军区战士熊坤新等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信,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支援边疆建设。要求后来得到了批准。这一年,熊坤新来到了西藏那曲牧区。在辽阔的藏北草原上,熊坤新和他的同伴们需要过三关:生活关、语言关、风俗习惯关。

  生活关、语言关都是可想而知的,当地的风俗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在藏北草原上,有一些不同于内地的风俗习惯。”熊坤新回忆说,这些习惯虽然不会对他们这些支边青年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却不是很能为他们所理解,因而容易与当地群众产生误会。

  在藏北草原上看到的不同民族的习惯,给熊坤新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虽然其中一些风俗是当时的他所不能理解的,但熊坤新觉得这其中必定蕴含着道理。

  “巧遇”民族伦理学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经过半年的准备,熊坤新于1978年考上了西藏民族学院。“虽然我是汉族,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从民族地区来的,应该报考民族院校。”说起当年报考的志愿,熊坤新现在仍然很坚定。经过在西藏民族学院的4年学习,熊坤新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西藏民族学院期间,熊坤新遇到了更多其他民族的学生和教师,虽然离开了家乡,但他们在言行上还保持着一些本民族的伦理特点和风俗习惯。这些不同的风俗习惯使熊坤新好奇,回想起在藏北草原的见闻,也使他更加意识到这其中肯定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纵观中国民族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1978年至1988年是我国民族伦理学的初步发展时期。从我国历史上看,虽然人们过去为民族伦理学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但并没有把民族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没有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春天,各学科研究开始恢复。民族伦理学这门跨界于民族学和伦理学之间的新兴边缘学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

  留校工作后,熊坤新主要负责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更加关注学生因民族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伦理特点。“当时我就觉得,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应该结合学生的民族伦理特点,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熊坤新就这样将工作实践与民族伦理学研究结合在了一起。

  据熊坤新介绍,民族伦理学也被称为民族道德学、民族道德科学或民族伦理科学。与民族道德有关的所有方面都是民族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其主要任务是研究民族道德的内在客观规律与普遍法则,了解各民族特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伦理道德交流,不断丰富和充实民族伦理道德内涵,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优秀道德传统文化,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我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的伦理道德文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各民族伦理道德中,汉族伦理道德一直是研究的主体。在1978年至1988年这一时期,汉族伦理道德研究得到初步恢复与发展,在其影响下,对其他民族伦理道德的研究也陆续开始。

  19874月,中国西部伦理学会首届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四川、陕西两省发起组织的。在这次会议上,熊坤新与其他几位学者一起提出了“应重视从民族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民族伦理学”的设想。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西部伦理学会的积极支持,并成为该学会长期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我提出这个设想的依据是,西部地区民族成分众多、民族道德传统文化遗产异常丰富。”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熊坤新依然很兴奋,“当时有一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毅辉,她不断地鼓励我,让我坚持研究下去。”

  19888月,在贵阳召开了中国西部地区第二次伦理学讨论会,学者们对民族伦理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贵州省伦理学研究会也在会上正式成立。

  这些会议的成功召开及西部各地方伦理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民族伦理学研究和民族伦理学学术交流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多方支持下奋进

  1987年和1988年连续两届民族伦理学研讨会的召开,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少数民族伦理学的研究热情。1987年至1991年,熊坤新在《民族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大批关于民族伦理学研究的论文,有的还获了奖。其中很多观点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当时张毅辉老师为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的书做责任编辑,她鼓励我这个讲师给张岱年先生写书评。”熊坤新说,他把书评投给《中国社会科学》,没多久,就被发表了。在这期间,熊坤新获得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和鼓励。“当时人民大学、社科院的很多专家邀请我参与他们的课题,请我到北京来做访问学者。”熊坤新说,正是因为在北京访学,使他有机会结识张岱年。

  1993年,熊坤新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取样刊,在与一位编辑闲聊时,这位编辑劝他去拜访张岱年先生,并给他提供了张岱年的联系方式。“我后来才知道,那位编辑是张先生的弟子。”熊坤新至今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后来我去拜访了张岱年先生,张先生看了我之前写的书评,又问了我的研究方向,给了我很多鼓励。”

  1994年,熊坤新参加全国人才招聘,调入中央民族大学。1997年,熊坤新主持的全国社科基金项目结题,他的专著《民族伦理学》作为项目成果出版发行。张岱年和林耀华两位先生分别为该书作序。

  同年,熊坤新招收了自己的第一名韩国硕士研究生郑慧雄,他的研究方向就是民族伦理学。同时,民族伦理学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跨专业选修课,获得了学生们的热爱。如今,民族伦理学已成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专业的必修课。

  1988年至1998年这10年间,不仅熊坤新自己取得了很多成绩,我国的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研究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被学界看做是少数民族伦理学的发展期。在这10年间,198910月在昆明举行了中国西部地区第三次伦理学研讨会,并成立了云南省民族伦理学研究会。云南省民族伦理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于19911月在昆明举行,学会成员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道德概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道德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道德史》和《民族伦理学引论》等专著。

  199310月,四川省伦理学会承办的中国西部地区第四次伦理学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以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召开,有关学术组织的相继成立,为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这是民族伦理学在此阶段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

  蓬勃发展的民族伦理学

  在学科界定方面,学者们认为,民族伦理学的研究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民族伦理学是民族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是一门介于民族学和伦理学之间的新兴边缘学科,是研究民族道德的学科,具有多元化结构的特点。它综合地、全面地研究民族道德的各种问题。学者们强调,中国民族伦理学应把少数民族伦理思想作为其研究重点,这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伦理学理应具备的重要内容。

  熊坤新认为,民族伦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善美的学问。他自己试图站在民族学和伦理学相交叉、融合、结合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分别在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伦理思想和族别伦理思想等三个层面进行研究。

  微观上,熊坤新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大部分聚居在西藏的少数民族。熊坤新认为:“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宏观上,熊坤新认为各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各民族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各民族聪明智慧和优秀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民族地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规范体系。

  从1999年开始,熊坤新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几乎与此同时,我国的少数民族伦理学学者们为构建科学、合理的民族伦理学体系而孜孜不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学科建设方面,成立了有关的学术组织,为民族伦理学研究提供领导和组织保证,并推出了有关专著、学术论文等。在一些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民族伦理学学科建设也在有序地进行,一支具有专业水准的学术队伍正在形成。

  近年来,学者们在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伦理思想的研究尤其突出。

  藏族是一个富有浓厚道德情感和道德传统的民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藏族传统伦理道德研究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成果。

  蒙古族传统伦理思想是蒙古族历史上各种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总称,在蒙古族的历史典籍、史著、史诗及格言、谚语、礼仪礼节等诸多方面均有反映,千百年来在蒙古族群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起着规范与准则的作用。

  2008年,熊坤新、李建军编著的《新疆诸民族伦理思想研究》出版,对新疆13个世居民族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述,并对民族伦理学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推进和深化了民族伦理学研究,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中国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的概貌。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少数民族伦理学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首先在理论上趋于成熟。目前,我国民族伦理学原理和结构体系日趋完善并富有时代气息。

  其次,民族伦理学的分支学科涌现。随着对民族伦理学研究的深入及普通伦理学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民族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学科。少数民族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科学技术伦理学、宗教伦理学和教育伦理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伦理学的发展。

  在采访中,熊坤新反复强调:“少数民族伦理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思想的宝贵遗产,更是世界伦理道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挖掘、保护、发展并保持其民族特色,是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熊坤新认为,当前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还处于初创时期,相对于中国民族学和伦理学发展的总体状况而言,民族伦理学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与前二者存在着明显差距,这也正是加强民族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性所在。

  “民族伦理学研究,就其学术价值而言,它拓宽了民族学和伦理学的研究领域。我希望我能从中寻找嫁接和搭桥的方法,尝试性地建构该学科的框架体系,为繁荣学术研究,弘扬民族文化做些事情。”熊坤新认为,对于民族伦理学的研究,目的是为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架一座桥。

  前不久,熊坤新分别为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的全体职工和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生们作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题讲座。在讲座中,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有优劣、正负、积极与消极因素之分。他说,我们当今社会需要大力弘扬的也只是各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美德部分。特别是在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更是需要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是正道、正理。“我们研究民族伦理学,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为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服务,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熊坤新说。

  [学人观点]

  民族道德具有客观的现实存在性。

  在人类文化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的伦理思想。特别是在人伦关系和道德观念上,各民族都是富有道德情感和道德传统的民族,都喜欢并善于用道德这一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协调或规范人们的言论与行动。可以肯定地说,有民族就必然有道德,没有道德的民族是没有的,根本就不讲道德,一点儿也不要道德的个人也是罕见的。一定的道德形式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民族形式之中,一定的民族道德总是会带有其自身的民族性特点。

  民族道德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道德既是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民族精神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调节器”,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文明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就民族个体成员而言,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实践,对自身品格、品质的锻造,义务、良心的栽培,善恶观念、是非观念、荣辱观念的确立,无疑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就民族整体而言,由民族个体成员道德意识或道德观念汇集组合而成的氏族、部落道德,以至于民族道德,构成了该民族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反映了构筑在该民族物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伦理倾向,显示了该民族社会道德的面貌和水平。

  民族传统道德观念中的积极成分,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

  各民族传统道德观念中都有良莠之分,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对二者予以认真而又严肃地清理、区分和对待。一般来讲,继承和发扬各民族传统道德观念中的积极进取意识和健康成分,批判、否定其守旧意识和落后观念,必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加强民族地区的思想道德建设,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就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在民族地区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规范体系。

  各民族传统美德是各民族在其自身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各民族聪明智慧和优秀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今天,要在民族地区建立合理、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原有各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既符合人们意愿、又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一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内容,无疑仍属于传统美德的范畴,但在建设市场经济的今天,却需要加以条理化和系统化,并赋予新的内涵和新的标准及新的要求,也就是对传统美德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当然,这一规范体系的价值导向应以集体主义原则为其主旋律。这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也是大有益处的。

  (熊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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